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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网讯 想发言就发言、想提问就提问，在课堂上就像逛菜市场，尽管每个参观的人都不禁皱起眉头，尽管大家都觉得有点儿闹心，但是每个人脑中都会闪出一个念头——“当年，我要是在这样的学校，多好！”
自由自在的课堂
为所欲为，用在杜郎口中学的学生身上，绝对是个名副其实的褒义词。干些自己想干的事，他们名正言顺地做到了。自由并不散漫，争辩但不争吵，在杜郎口中学里面，教育变得非常纯粹，师生变得非常单纯。
去年，小磊顺利进入茌平县的重点高中，按理说他应该非常高兴才对，可是小磊却总是乐不起来，因为他必须要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，原来在课堂上乱说话、随时随地问问题……很多习惯都成了“老皇历”。
小磊就是杜郎口中学的毕业生，因为杜郎口中学只是一家初中校，所以他只能选择重新回归“传统”。小磊觉得，放弃原来的上课习惯非常可惜，可是“全国只有一家杜郎口中学，想升学，没的选。”小磊很无奈。
其实，和小磊一样的学生大有人在，尽管他们的学习成绩都不错，尽管他们的自习能力都很强，尽管高中的老师都很喜欢他们，但是他们却感觉很没有自由，死板的学习让他们感觉很累。“老师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上课说话。原先上初中的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多大声说话也没有老师管，现在可是严重地违反课堂纪律。”
直到现在，小磊还很怀念那个被称为天堂的杜郎口中学，回家的时候也会顺便去看看母校。从县城到学校大约15公里，不远，也不近。通往学校的路是县里为了方便全国各地教师来参观而修的，而学校就坐落在一片庄稼地的中间。
自从杜郎口中学名声在外以后，参观的老师络绎不绝，“我们早就习惯了被参观，刚入学还觉得很新鲜，过不了两天就习惯了。”小磊说，直到从这里出来才发现，参观的老师都知道这里是学生的天堂，但是没有多少老师知道这里为什么是天堂，可能杜郎口中学真是唯一的。
每个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黑板
走进“传说”中的杜郎口中学
参观杜郎口中学更像是一次“自助游”，没有“导游”、没有“安排”，除了初三年级不能参观外，戴着学校发的听课证可以到任何一个班旁听，可以摄像拍照，可以参与互动，也可以和学生交流。
楼外是静悄悄的，楼内却非常热闹，每个班都是火到爆棚，参观的老师甚至和学生一样多。
其实，在哪个班旁听意思都差不多，都是一面窗户，三面黑板，连楼道里都摆满了黑板，很多学生都是手拿粉笔和教鞭在等着上课。
一声铃响，班里却不见丝毫的安静，直到老师出面布置当天的学习要点，学生们才稍微安静下来。老师被规定只有10分钟的时间，但是大多数老师都选择把时间交给学生，每个班内的学生都被分成6个小组，每天有两个小组“对抗”，其他小组则是扮演旁听者的角色。
老师并不是被晾在一边，更多的时候是在扮演“挑事儿”的角色，每当课堂出现一边倒或是很沉默的时候，刚刚还被忽略的老师便会站出来，抛出一个问题让得意洋洋的那个组回答，同时也让所有的学生参与讨论，刚刚安静下来的课堂立即又会炸开了锅，而老师则继续“潜伏”下去。
记者分别旁听了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历史、地理等学科，发现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，课堂上始终没有“冷场”的时候，学生们经常拿着教鞭争论得面红耳赤，“这个问题你怎么看？”“你的解释我并不满意。”“如果是这样还能成立吗？”很尖锐的问答让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，无视教室里还有那么多的参观老师，更无视身边不时闪光的照相机。
周围的黑板就是学生的答题板，因为学生必须预习充分，所以上课在黑板上答的问题就等同于作业。这些小组的组长的权力非常大，不仅要配合老师工作，还可以惩罚不好好学习的组员。
课堂上，每个知识点都是发散性地学习，在一堂历史课上，老师讲到近代史和台湾省的时候，用主权问题引发同学们的讨论，“明代的郑成功收复台湾，我们有主权。”“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，就是侵犯我们的主权。”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，从明代一直说到美国，老师只是不时地纠正同学们的错误，并不阻拦同学们自由地继续“跑题”下去。
略带山东味儿的英语课文朗读，结结巴巴的数学习题讲解，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是出奇的兴奋，抓住每一次“出位”的机会，这样的“出位”在学校里叫展示，老师会尽可能多地把展示的机会留给更多的学生。
下课的时间到了,和上课前一样，组长都带领着组员开始大声朗读英语句子，不论当堂上什么课，开始和结束时都要大声朗读英语句子，颇有一点“疯狂英语”的感觉，喊得楼道里响成一片，似乎是要喊得所有人热血沸腾，释放上节课剩余的激情，储备下节课展示的能量。
中午吃饭，每个班也都在班长的带领下，喊着“口号”向食堂走去，有的班背古文、有的班背诗词，还有的班背《杜郎口中学展示歌》：“我自信，我最棒，聚焦点处来亮相。胸挺直，头高昂，面带微笑喜洋洋。大声说，心中想，脱稿不再看师长，吐字清，声洪亮，嗯啊口语别带上。一握拳，一挥掌，肢体语言来帮忙。展示完，忙退让，褒贬评价记心上……”
老师的反思板并不避讳学生们的目光
激励学生 反思老师
如果说这种教育方式必须“洗脑”的话，学生是在每天激励，而老师则是在每天反思。在新的教育方式面前，老师显然更需要提高。
在杜郎口中学的楼道里，不仅有学生使用的大黑板，还有老师使用的反思板。反思板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墙边，上面全是老师们对自己上课的反思，提出缺点再设法改进，有些老师自我批评的语言非常尖锐，对自己的课堂表现毫不留情。这些反思板就放在楼道内大黑板的下面，并不避讳学生们的目光。
不仅有反思板，每天上下午开课前，所有的老师还集中在教学楼内开反思会，老师们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可以说自己，也可以说别人，一些渴望上课的年轻老师甚至会说得热泪盈眶，这样的做法被老师称为“放下面子”，与学生上课的展示相比，这种反思会更像是老师的展示。
另类教学 无厘头的尊严
13年前，山东省聊城市的杜郎口中学因教学质量太差而濒临倒闭，此时一位准备收拾烂摊子的“倒霉校长”走马上任，说“死马当活马医”也好，说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也罢，校长的另类课改竟然真能起死回生。
如今的杜郎口中学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参观学习，有的学校已经先后49次派人考察，究竟是什么样的课改让杜郎口中学如此有吸引力？很多老师听了、看了、问了、学了，尽管不明白，但是还要来。50万人次似乎已经说明一切……
现杜郎口中学
33年前，15岁的崔其升正在“茌平师范学校”上学，在一次数学测验中，他的数学成绩落到倒数第五名，这个尴尬的成绩让他受了不小的打击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得知自己的数学老师竟是同乡，于是俩人常常在一起聊家常，师生间的距离感也一下子全没了。几天后，他的“老乡”数学老师因为有事，不能准时给学生上课，于是特意嘱咐崔其升来为学生们讲讲课。
让一个倒数第五名来讲课？又惊又喜的崔其升失眠了，趴在床上预习了一夜的数学题。终于，这堂数学课让崔其升体会到了成功的滋味。自此以后，崔其升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直到毕业。
这件小事让崔其升感慨颇多，但是他当时的感觉只有“这种教学很有意思”而已。
真实版“逃学威龙”
1992年，刚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徐利回到了母校，别人回母校是衣锦还乡，他却是一肚子的苦水，“我是杜郎口中学毕业的，所以对母校非常地了解。”徐利说，“这所学校是全县出名的‘乱子窝’，成绩永远是第一，不过要倒着数才行。”
尽管母校让他欲哭无泪，但是刚刚毕业的他还是高高兴兴地上班去了。刚到学校不久，徐利就彻底“崩溃”了，“我们这些年轻老师还比较有热情，可是那些老前辈却是在混日子。”徐利回忆说，“我们山东人喜欢打‘够级’，6个人打4副扑克，杜郎口中学的老师们尤其喜欢打，每次打‘够级’都是6个人在玩，6个人在等，随时有空随时补上，12个老师围着一桌子牌，有的老师连上课的事都忘了。”
尽管如此，老师们的考勤记录都是全勤，徐利说：“当时的学校管理非常混乱，一个老师就能给十多个人画考勤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人家是老前辈，比我们这些年轻老师有资历，连几任校长都管不了，我们又能说什么呢？”
当时，班主任和学校之间几乎脱节，班主任从学生手里收上来的学费全部留在自己手上，根本不交给学校，所以学校的账本非常“干净”。“有一次，当时的校长要到外地出差，可是学校里根本没有钱，校长还得找班主任借钱，写借条。”
到了最严重的时候，教务主任根本派不下来课程表，因为每个老师都不想教上下午的最后一堂课，大家都想着自己家里的事，没人把心思放在工作上。“最后，谁来教上下午的第四节课竟然要靠抓阄来决定，谁抓到了只能自认倒霉。”
涣散的老师自然别指望有什么好学生。“当时，全校应有1700多人，但是辍学的学生已有500多人。”徐利告诉记者，他清楚地记得，当时初二的一个班应有65人，但是过完年后竟发现只剩下了9个人，而且还都是女生，男生似乎是商量好了，集体不来上课，“9个人的班，实在是对当时杜郎口中学的最大讽刺。做操、走队只能跟在别的班级后面，就像摆来摆去的一条小尾巴。”
千万别以为留下的就全是好学生，“我们经常跟当地的派出所打交道。孩子们不学习，可是精力旺盛，今天去变电站卸螺丝，后天去玉米地掰棒子，甚至当着老师的面搞烧烤，派出所三天两头让我们去领人，弄得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老师。”
有门路的老师早就另谋高就了，有本事的家长也忙着给孩子办转学，学校的成绩连续10年在全县垫底，“老师不教课、孩子不上课，升学率根本就别提了，每年初三有6个班，能升学的只有三四个人，而且还都是复读生，应届升学的学生根本没有。”
转眼到了1997年，老师还在日复一日地混日子，学生还在一个接一个地逃学，徐利熬过了两届校长，但是学校却丝毫没有起色。“学校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时候了。”徐利说，往常换校长都是在暑假后上任，但是4月28日那天，一个新校长早早地来到了杜郎口中学。“这个烂摊子他还敢接？”“这个校长真够倒霉的。”在一片疑问声中，新校长来报到了。大家才知道他也是杜郎口镇人，叫崔其升。
原杜郎口中学
谁是杜郎口第二
“我们已经来了好几次了，每次都觉得学会了，可是每次都不成功。”一位内蒙古的中学校长对记者说，学习“杜郎口模式”确实非常困难，照搬肯定不行，模仿又容易走样。
在学校里，最不缺的就是同行的观点。每个老师参观完都有不少感慨，但是说到能不能学到家时，几乎没有人敢说这个大话。“这是乡村学校的模式，城市学校学起来尤其困难。”来自黑龙江的一位老师说，“这个学校是全封闭的，老师和学生全都住校，没事不能外出，每周回家一次，基本是准军事化管理。这在城市学校是不太容易实现的。”
另外，来自江苏的一位老师也提出，这个相对偏僻的乡村中学，周围看不见有网吧，也看不见有游戏厅，学生们的生活比较单一，学习、吃饭、睡觉，而城市里的孩子有多少不上网吧？“如果城市学校也照搬‘杜郎口模式’的话，恐怕学生家长就不能同意，城市孩子的见识比较多，如果没有作业，全靠自习的话，很难保证孩子不出圈。”
在大多数参观老师的眼中，杜郎口中学更像是一个典型个例，如果外部环境不能改变的话，恐怕“杜郎口第二”是很难当上了，即便老师来更多次，即便每次买回更多书。
新官上任三把火
崔校长是个有想法的人，学校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：“当时的学校连门都没有，因为学校里面还有村里的菜地呢，这边在上课，那边在种地。而且学校里面的风气很不好，老师的亲戚在学校里面开小卖部，大家还时不时地搞个促销竞争。”
于是，崔校长的第一把火就是“烧”左邻右里，“开个小卖部特别赚钱，但是崔校长愣是给停了。他还和村里打了好几次架，才把校内的菜地问题给解决掉，因为村里种地总是白用学校的电，这下还省了不少电费，一举两得。”
第一把火还没灭，第二把火又点着了，这次是“烧”老师。考勤问题是他最关注的，另外他还经常在校内巡查，看看有没有老师不在课堂上，“不在课堂的老师罚款5元，当时老师的收入不高，罚5块钱很有震慑力。”徐利笑着回忆说，“高老师上课去厕所，罚款5元。”当时，所有的老师都为第一个被罚的老师而震惊，因为高老师就是崔校长的妻子。
前面连打带罚的，对于学生的第三把火,崔校长改成了“文火”。“当时，学校里面的花坛全被学生踢烂了，崔校长发现有一个班的学生竟然把花坛垒好了，于是他立即让教务处找垒花坛的学生，全校张贴光荣榜，随后他还在校门口摆上一块大黑板，记录每个学生当天干了什么好事，学生们从无事可做变成有事可做，虽然还没有回归到课堂学习，但是我们不用再跑派出所了。”徐利说。
破罐摔出的奇迹
分、分、分，学生的命根。可是在当时的杜郎口中学里面，分对于学生而言太遥不可及了。崔校长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给老师立规矩，现在到了抓学生成绩的时候了。
“当时的杜郎口中学只有一个本科生，这么多年因为成绩太差，没有一个评上一级教师。”没有好老师自然没有好成绩，崔校长在听课时发现，很多时候都是老师在台上讲个没完，学生在台下睡个没完，而且是差学生不听讲，好学生也不听讲。他一问才知道，好学生全都会，根本不用听，差学生全不会，根本听不懂。一个好学生甚至叫板说：“老师讲的我全会，还不如让我讲呢！”听到这话，崔校长马上想到自己上学时代课的事，既然没有好老师，干脆就不用老师了。
就这样，一个在当时看来最无厘头的课改计划出台了。这个课改计划并不复杂，说白了就是让老师只讲10分钟，把剩下的35分钟全都交给学生，让学生来给学生讲课。“这样的课改就像是开玩笑。”徐利是当时最反对的一个人，因为他教的是初三数学，在他看来文科这样改还凑合，理科根本不可能，即便理科能这样改，也不能改到初三年级学生身上。
但是，课改的决定已经下了，老师们必须“被改下去”，有的老师和校长“打游击”，总是偷偷给学生讲课，崔校长只好又拿出罚款的“法宝”，给这次非常无厘头的课改计划保驾。“假如杜郎口中学的成绩不是全县垫底，哪怕是倒数第二名，可能大家都放不下包袱。另外，当时上面还没有课改的要求，杜郎口中学的做法显然有些过，但是上面根本就不管，恐怕也实在是懒得管。总之，课改就这么推行下去了。”
反正也是一个破罐子，大家就玩命地摔吧。没有老师的课堂变成了学生的天堂，崔校长甚至还搞起了“零作业”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杜郎口中学的成绩就蹿到了全县第四名，始终害怕改出毛病的徐利终于松了一口气。 | 
